杨卓舒:中国城市已普遍进入萎缩期

​ 
​杨卓舒

  精彩观点

  >>>一个城市的品质、档次,和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是因为有这些城市公共资源在,城市的公共资源越丰沛、越充足,这个城市的水平越高,聚集能力越强。

  >>>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了萎缩期,就业萎缩,城市整体功能在萎缩。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它提供就业的能力,一个城市是否是富有活力的,首先要看这个城市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然人们何以为生?

  >>>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城市,将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意想不到的城市,一定会有一些以新生产力催生的新区域和新城市,吸附走了原有城市的一些精英,这是肯定的。

  杨卓舒先生依然保持着语出惊人的风格。在我们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话题主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展开,期间虽不乏宏大叙事,但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其基于自己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给出的几个判断。

  比如,在其看来,中国既有的城镇化发展,较多的表现为城市的扩张,而这种扩张使得城市资源,尤其是最能代表城市品质的公共资源的消耗达到了极限,以致于中国的城市已经普遍进人萎缩期。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摊大饼的城市扩张模式将难以为继,尽管很多城市依然在此城市扩张逻辑之下进行城市转型和所谓革新的努力。

  当然,通过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在大城市的周边催生出一批卫星城,进而实现对大城市既有城市困境的纾解,在杨卓舒看来,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只不过,他的观点是,一个真正的卫星城的诞生,不但要有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而且,在处理与母城的关系时,从一开始就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的,所谓断开与母城的“脐带”,其产业的发展是并且只能是由市场和企业来主导的。

  这显然会是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判断,这种争议不但体现在卫星城的建设到底是有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上,还将体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城市所进行的所谓的卫星城的建设中,没有哪一个卫星城是可以独立于母城进行规划建设的——独立于母城的卫星城还是“卫星城”吗?

  就新城建设中的产业选择问题,杨卓舒先生不断强调新兴产业。其逻辑包括,在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健康时,很关键的要看这里所能够提供就业的情况。而且,不光是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还要提供有效就业,也就是说要能够让就业者获得一定水平的收入,不然这一地区也无法可持续的发展。这样以来,通过传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融合就很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旦牵涉到新兴产业,就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因为,无论是在哪里做城市,都将不能独立于全球经济而运转。在此背景下,将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诞生意想不到的新城市。

  城市公共资源总体匮乏

  记者:对中国城市和城市化的现状,您有怎样的总体性判断?

  杨卓舒:中国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后扩大了两倍,所谓的城镇化就是扩大原有城市面积,多造新城市,然后缩小农村,减少农村人口,让更多农民变成城里人。

  那么,再用30年是不是还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推进?显然已经是不可能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实在是太低,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实在是太少,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城市本身作为生产能力的一个巨大平台,顺应并直接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从而形成了中国城市的现状。但困境也同时发生了,表现之一是把城市资源已经极度的消费了。

  在我看来,一个城市之所以能称之为城市,人口的多少不是第一条件。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把北京的医院全部搬走,学校全部搬走,商业全部搬走,北京还是城市吗?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设想,如果北京所有的住户全部退出,里边一个居住人口都没有,但有医院在、学校在、商业在、各种保障措施在,北京还是一个城市吗?我的观点是后一种设想下,北京还是一个城市,因为有这个城市的核心资源在,人们可以离它100里去居住,只要有地铁他仍然可以回到城里,但是如果没了这些配套设施,人也就自然的散光了,也就不能称之为城市了。

  所以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品质、档次,和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是因为有这些城市公共资源在,城市的公共资源越丰沛、越充足(这里说的丰沛和充足是指按人口比例配置的程度),这个城市的水平越高,聚集能力越强。

  现在问题是,包括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给100万人口配制的城市资源被200万、300万乃至500万人在消费,这就是你到医院能看到,你到幼儿园能看到的,你到好一些的学校能看到的,处处人满为患。

  城市艰难,艰难在城市资源的匮乏上,和人口比例的极度失衡。

  记者:在此背景下,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有两种,一种是限制城市人口,另一种就是增加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投入。但我们看到,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普遍采取了限制人口增加的政策,哪怕是在三四线城市,在推进户籍制度放开上都非常谨慎。

  杨卓舒:光靠增加投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北京为例,就是中央给北京1万亿,按照现在六七百万外来人口,也解决不了,那不是钱的问题。幼儿园上学要求不能横过马路,在一方居住地里边就必须有幼儿园,但原有的幼儿园已经满满的了,再突然新增加这么多人,哪有地?你说扒谁的房子吧?拆哪的建筑建幼儿园?中国的很多问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仅仅争论户籍制度改革没有意义,紧靠户籍改革解决不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城市里的公共资源配置总体不足?

  杨卓舒:极度匮乏,这是中国所有城市共同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当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迅速扩大,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北京,我们20年前知道的那些有名医院现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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